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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的对弈:2025版电影《纽伦堡》中的人性审判

  • 深渊的对弈:2025版电影《纽伦堡》中的人性审判

    發布人 Brave 2026-02-17 10:46

    2025版《纽伦堡》(Nuremberg)由詹姆斯·范德比尔特(James Vanderbilt)执导——他是《十二宫》(Zodiac,2007)的编剧,改编自杰克·埃尔-海(Jack El-Hai)2013年出版的纪实文学《纳粹与心理学家》(The Nazi and the Psychiatrist)。它跳出了"谁有罪"的法律定论,转而钻进纳粹战犯的大脑,试图拆解"邪恶"的心理零件。

    影片于2025年9月7日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全球首映,首映礼获得长达四分钟的起立鼓掌——这是TIFF历史上最长的全场致敬之一。随后由索尼经典影业(Sony Pictures Classics)发行,2025年11月7日在美国院线上映。这一上映日期极具象征意义:恰逢纽伦堡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截至目前,影片全球票房已达4600万美元,成为本年度颁奖季的一匹黑马。烂番茄(Rotten Tomatoes)新鲜度72%,观众评分高达96%,IMDb评分7.4/10。


    历史坐标:理解电影之前,先理解那场审判

    📜 要真正看懂这部电影,我们需要先回到1945年的历史现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如何惩处发动战争并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国家领导人? 斯大林曾在德黑兰会议上提议直接处决五万名德国军官;罗斯福一度考虑过这个方案;丘吉尔则力主进行审判。最终,杜鲁门总统拍板选择了司法途径——这便是纽伦堡审判的诞生。

    🏛️ 审判地点的选择本身就充满象征意义。 纽伦堡曾是纳粹举行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圣地——臭名昭著的"纽伦堡集会"(Reichsparteitag)正是在此举行,莱尼·里芬施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也在此拍摄。如今,盟军选择在这座城市的正义宫(Palace of Justice)第600号法庭开庭,将纳粹的政治神殿改造为审判其罪行的法庭——这种戏剧性的历史翻转,本身就是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最强烈否定。

    ⚖️ 审判概况:

    • 📅 时间: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主审判)
    • 🌍 起诉方:美、英、法、苏四国
    • 📋 指控罪名: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
    • 👥 被告:24名纳粹核心高层**(其中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约瑟夫·戈培尔已在战争末期自杀,未受审判)**
    • 📊 判决结果:12人被判死刑,3人无罪释放,其余判处10年至终身监禁不等

    这场审判的历史意义远超案件本身。 它确立了一个划时代的法律原则——个人须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便他们是在执行国家命令。 "奉命行事"不再是免责的盾牌。正如法庭判决书所言:"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人犯下的,而非抽象的实体。只有惩罚犯下这些罪行的个人,国际法的规定才能得到执行。"

    这些原则后来被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一致确认,并在1950年由国际法委员会编纂为"纽伦堡原则"。这些原则直接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并最终促成了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成立。可以说,纽伦堡审判是整个现代国际刑事法律体系的基石。


    影帝级的"猫鼠游戏":两位男主的极限拉扯

    🎭 电影的核心张力来自两位顶级男演员的极限对决:

    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饰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戈林是纳粹帝国的二号人物——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四年计划全权负责人。即便身陷囹圄,他依然气场全开、狡黠过人。克劳用一种令人不安的魅力,诠释了这个恶魔如何试图在法庭上反客为主。

    克劳为这个角色专门学习了德语,这种敬业精神在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罗杰·艾伯特》影评网盛赞他的表演,称克劳证明了自己是"最后的伟大电影明星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者,正优雅地步入其职业生涯的重量级性格演员阶段"。《好莱坞In Toto》则称这是"本届拥挤的奥斯卡季中不可错过的表演"。

    历史上的戈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 他的智商测试成绩高达138(在纽伦堡所有被告中排名第三),他精通艺术品鉴赏,能引经据典地谈论莎士比亚和歌德,同时又是大屠杀的核心推动者之一。在审判期间,他展现出惊人的精力和法庭辩护才能,试图将审判变成他的个人舞台,甚至公开声称:"再过五六十年,全德国都会竖起赫尔曼·戈林的雕像。" 这种自恋与冷血的结合,恰恰是凯利医生试图用科学去解释的核心谜题。

    拉米·马雷克(Rami Malek)饰 道格拉斯·凯利(Douglas Kelley)

    凯利是美国陆军军事情报部队的中校,被指派担任纽伦堡监狱的首席精神科医生。他的任务是评估战犯们的精神状态,确保他们具有受审能力,并确保审判顺利进行。他试图从科学角度找出"纳粹病毒"的源代码,却在与戈林的深度对谈中,精神防线几近崩溃。

    历史上真实的道格拉斯·麦格拉尚·凯利(1912-1958)是一位天才型学者。 他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伯克利分校获得医学与心理学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资助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他是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领域的权威——1942年布鲁诺·克洛普弗(Bruno Klopfer)出版的经典手册《罗夏技术》(The Rorschach Technique)正是由凯利参与合著的。珍珠港事件后,他是罗夏研究所第一批志愿参军的成员之一,到1944年已升任欧洲战区精神科主任。

    在纽伦堡监狱,凯利对22名被告进行了系统性的精神评估。 他的工具箱包括:

    • 🖼️ 罗夏墨迹测验——用十张标准化的对称墨迹图卡,探测被试者的知觉、思维和情感反应模式
    • 🎭 主题统觉测验(TAT)——向被告展示照片或插画,要求他们编造故事,以此揭示其深层心理动机
    • 📊 韦氏智力测验——戈林的成绩为138,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最高为143,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最低为106
    • 🎩 魔术表演——凯利甚至在审讯中表演魔术,以建立信任、降低被告的心理防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理测验并非法庭要求进行的。 凯利和吉尔伯特是在纽伦堡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环境中自行决定实施这些测试的。测试结果从未被用于审判证据,但它们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对极端邪恶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最珍贵样本之一。

    马雷克曾凭借《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rta Rhapsody,2018)斩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次他为凯利注入了一种"聪明、迷人、自信但又有些自负"的复杂质感。 然而评论界对其表演褒贬不一:《综艺》(Variety)认为他"带来了对话的活力,但也带来了一种奇怪的不安全感";《卫报》的彼得·布拉德肖则更为尖锐地批评该角色"是一个荒谬的漫画形象"。无论评价如何,马雷克与克劳之间的化学反应无疑是影片最引人注目的看点——NPR评论称"当这两位主演获得机会时,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是璀璨的"。


    核心看点:邪恶是种"病"吗?

    🧠 这版电影最狠的地方在于它不把战犯描写成脸谱化的"疯子",而是展示了他们的高智商与令人不安的平庸性。

    心理博弈:科学家遭遇的认知地震

    凯利医生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怪物——大脑回路异于常人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当测试结果摆在面前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这些人的心理测试结果与普通人群并无显著差异。

    这一发现比单纯的残暴更令人毛骨悚然。凯利由此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

    "他们只是环境的产物,正如所有人类一样。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许多人都可能做出相同的事情。"

    ——道格拉斯·凯利

    这个结论让他深感恐惧。 他开始相信,"这样的人以远超我们想象的数量存在于我们的人群中"。他们并非天生的怪物,而是一群坚信"目的正当则手段正当"、在个人层面上不过是在追求权力的人。

    凯利 vs. 吉尔伯特:两种对立的邪恶理论

    电影中由科林·汉克斯(Colin Hanks)饰演的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在真实历史中是凯利的搭档——也是他最大的学术对手。 吉尔伯特是纽伦堡监狱的军队士气官员,也是监狱中唯一能说流利德语的美国军官。凯利需要一名翻译来实施罗夏测验,吉尔伯特虽然在诊断测试方面经验有限,却因语言能力成为了唯一的人选。

    两人最终走向了截然对立的结论,这种分歧也导致了一场激烈的学术决裂:

    维度🔬 凯利的立场📋 吉尔伯特的立场
    核心观点纳粹领导人在心理学上与常人无异纳粹领导人存在独特的心理病理
    对戈林的诊断一个极端环境下的极端理性主义者一个"攻击性精神病态者"(aggressive psychopath)
    邪恶的本质环境塑造论——任何人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堕落个体病理论——纳粹是一个心理异常的群体
    著作《纽伦堡的22间牢房》(22 Cells in Nuremberg,1947)《纽伦堡日记》(Nuremberg Diary,1947)
    历史影响预见了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概念著作更为畅销,其观点更容易被公众接受

    这场学术争论的意义远超两人的个人恩怨。 它触及了一个至今仍在激烈辩论的根本问题:邪恶究竟是个体的心理缺陷,还是特定社会环境的系统性产物?

    双雄对决:审讯室里的权力游戏

    戈林在审讯室里不断玩弄心理战术,试图诱导凯利,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模糊化。在真实历史中,凯利与戈林之间确实发展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亲密关系"——两人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极具个人魅力,都善于操控他人,都有强烈的自恋倾向,都拥有膨胀到溢出的自我。杰克·埃尔-海在原著中对此有深刻的描写:戈林试图将凯利从"审讯者"拉入"对话者"甚至"同情者"的角色,而凯利在抵抗这种诱惑的过程中,精神世界逐渐被侵蚀。

    电影中最令人窒息的时刻,正是这种"镜像关系"被推向极端的瞬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平庸之恶":一个跨越时空的哲学回响

    💭 凯利的发现在十多年后得到了一位哲学家的有力回应。

    1961年,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前往耶路撒冷,为《纽约客》报道对纳粹高级官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 艾希曼是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负责将无数犹太人运送至集中营。他在战后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绑架并带回耶路撒冷受审。

    阿伦特在法庭上看到的,并非一个恶魔般的狂热分子,而是一个平庸的、满口陈词滥调的、自命不凡的小官僚——他"既不变态也不虐待狂",却"令人恐惧地正常"。艾希曼在法庭上声称自己始终在遵循康德的"绝对命令"——阿伦特尖锐地指出,他从康德那里只学到了"个人行为应符合普遍法则"的外壳,却完全忽略了"绝对命令"中隐含的互惠原则和对他人尊严的尊重。

    阿伦特由此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概念——"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她的核心洞见是:

    邪恶的行为并不一定源于邪恶的动机。艾希曼作恶,不是因为他内心渴望杀戮,而是因为他拒绝思考——他选择了一种"无思"(thoughtlessness)的状态,切断了自己与行为后果之间的道德联结。在不同的政府统治下,艾希曼可能完全无害。使他邪恶的不是某种深层的恶意,而是他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和对自身行为的彻底漠视。

    这一概念与凯利在纽伦堡的发现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凯利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观点:"这些人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并且将永远存在。"阿伦特在1963年以哲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了这一洞见,并将其提升为一个关于人类道德处境的普遍性命题。

    然而,"平庸之恶"这一概念至今仍充满争议。 历史学家德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其2011年著作《艾希曼审判》中指出,以色列政府后来公开的档案显示艾希曼的回忆录"充满了纳粹意识形态的表达",这与阿伦特笔下的"无思的官僚"形象存在矛盾。阿伦特本人后来也对选择"平庸之恶"这一副标题感到后悔。

    但无论争议如何,凯利和阿伦特共同提出的核心问题始终沉重地悬在人类头顶——如果实施滔天大罪的人并非怪物,而是"正常人",那么我们每个人距离成为帮凶,究竟有多远?


    群像与配角:废墟上的人性光谱

    🎬 除了双雄对决,影片还为观众铺设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群像:

    迈克尔·珊农(Michael Shannon)饰 罗伯特·H·杰克逊大法官(Justice Robert H. Jackson)

    杰克逊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被任命为纽伦堡审判的美方首席检察官。他承担着在废墟之上重建人类道德底线的艰难使命。

    珊农在片中还原了杰克逊1945年11月21日的庭审开场陈述——那是国际法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 原文如下:

    "开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审判危害世界和平罪行的法庭,赋予了我们庄严的责任。我们试图谴责和惩处的罪行,是如此经过精心策划、如此恶毒残忍、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至于文明世界不能容忍它们被忽略,因为文明无法承受它们被重演。四个伟大的国家,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创痛的刺激下,自愿放下复仇之手,将战败的敌人交付法律的裁决——这是强权向理性所作出的最崇高的致敬之一。"

    ——罗伯特·H·杰克逊,1945年11月21日

    影片中珊农念出的是这段陈述的精简版,但据法律学者评价,这段演说至今仍被认为是国际法和刑事法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演说之一。 杰克逊后来将纽伦堡的经历称为"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持久、最具建设性的工作"。

    利奥·伍达尔(Leo Woodall)饰 霍维·特里斯特中士(Sergeant Howie Triest)

    特里斯特是一名在美军中服役的翻译,也是一个移民到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德语是他的母语。 他在片中承担着凯利与被告之间的语言桥梁角色。电影的一个令人心碎的情节点是:当凯利即将返回美国时,特里斯特透露他的父母于1942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失踪。 这一身份揭示赋予了整部影片一个全新的情感维度——翻译纳粹战犯供述的人,自己就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属。伍达尔在TIFF首映后即引发奥斯卡热议,《综艺》杂志专门就其表现进行了奥斯卡前瞻报道。

    理查德·E·格兰特(Richard E. Grant)饰 大卫·麦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Sir David Maxwell Fyfe)

    法伊夫是英方副检察长,在影片中承担了法庭交叉盘问的重头戏。 正是在法伊夫的盘问下,戈林被迫承认:即使完全知晓种族灭绝的真相,他也会继续追随希特勒。 这一时刻是全片法庭戏的高潮之一。


    幽暗的镜像:戈林的自杀与凯利的命运

    💀 这是整部电影——也是真实历史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章节。

    戈林之死

    1946年10月1日,戈林被判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他请求以行刑队枪决的方式执行死刑——这是军人的死法——但被拒绝,改判绞刑。

    然而,在行刑前夜,戈林咬碎了一枚藏匿的氰化钾玻璃胶囊,几乎在瞬间死亡。 当值守的威利斯中尉赶到时,戈林已经失去意识,嘴唇上还可以看到破碎的玻璃碎片。

    这枚毒药胶囊是如何突破24小时全天候看守送进牢房的? 这成了冷战时期最大的悬案之一。数十年后,一名当年的美军看守——赫伯特·李·斯蒂弗斯(Herbert Lee Stivers)——在78岁高龄时终于坦白:19岁的他在一位名叫莫娜的德国女孩的请求下,将一枚藏在钢笔中的"药丸"带给了戈林。他当时以为那只是药物。 一个少年对漂亮女孩的讨好,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越狱式自杀的关键一环。

    凯利之死:深渊的回声

    1958年元旦,道格拉斯·凯利在妻子、父亲和三个孩子面前,吞下了一枚氰化钾胶囊——与戈林选择了完全相同的自杀方式。

    在纽伦堡之后,凯利从精神病学转入犯罪学领域,成为加州多个警察局的顾问。当导演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为1955年的电影《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寻找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专家审阅剧本时,他选择了凯利。但凯利的个人生活却在逐渐崩溃——婚姻问题和酗酒困扰着他。

    有学者指出:凯利选择氰化钾自杀,是对戈林之死的刻意模仿。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写:"氰化物是一种对人体有着独特剧烈效果的毒剂,它是他们选择的逃逸方式……这绝非巧合。" 在那些纽伦堡的牢房中,凯利发现的东西最终如阴影般缠绕了他的余生——直至将他拖入与他的研究对象相同的终局。

    这个悲剧性的历史平行线,正是电影标题"深渊的对弈"最深层的含义:当你长久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而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分清哪一侧是深渊,哪一侧是你自己。


    批评与争议:这部电影做对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

    ✅ 做对的部分

    • 表演的厚度:罗素·克劳对戈林的诠释堪称教科书级别——他没有将角色妖魔化,而是呈现了一个既有魅力又令人厌恶的复杂人格。《罗杰·艾伯特》影评称这是克劳职业生涯中"最成熟的表演之一"。
    • 历史还原的严谨性:杰克逊的开庭陈述直接引用了1945年的历史原文(虽有删节),法庭场景的布景和服装设计高度还原了历史影像。摄影指导为波兰裔好莱坞名摄影师达留什·沃尔斯基(Dariusz Wolski),他曾拍摄《火星救援》和《普罗米修斯》。
    • 心理学维度的引入:将凯利-戈林的心理博弈作为主线,避开了传统法庭片的窠臼,为观众提供了理解大屠杀的全新视角。

    ❌ 被批评的部分

    • 心理深度不足:《综艺》的评论直言——"《纽伦堡》虽然称职且可看,但在心理张力和洞察力方面并不出色。" 与乔纳森·格雷泽的《利益区域》(The Zone of Interest,2023)相比,本片"从未真正揭开邪恶神话背后的那个人"。
    • 节奏问题:烂番茄的媒体共识明确指出,"其沉稳的叙事节奏和情感克制,使其未能充分实现其主题的复杂性。"
    • 对凯利角色的处理:部分评论认为马雷克饰演的凯利过于漫画化——《卫报》给出了2/5的评分,批评"凯利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漫画形象"。《每日野兽》的尼克·施拉格则指出"范德比尔特的叙事有一种机械感,消解了出人意料和启发性的可能"。
    • 历史准确性的取舍:作为改编自纪实文学的作品,影片在某些历史细节上做了戏剧化处理,这引起了部分历史学者的质疑。

    延伸思考:超越银幕的现实追问

    📖 这部电影的意义并不止于两个小时的观影体验。它向我们抛出了一系列至今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 关于邪恶的本质:

    • 邪恶是一种可以被诊断的心理疾病,还是一种任何人在特定条件下都可能陷入的道德选择?
    • 凯利和阿伦特的"环境论"与吉尔伯特的"个体病理论",哪一个更接近真相?——还是说,真相在两者的交汇处?

    🤔 关于审判的正义性:

    • 纽伦堡审判常被批评为"胜利者的正义"(Victor's Justice)——由战胜国审判战败国,检察官和法官均来自四个战胜国。苏联检察官引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作为德国侵略波兰的证据,这一荒诞场景至今仍是法律史上的讽刺。
    • 然而,如果不举行审判,替代方案是什么? 大规模处决?遗忘?选择性失忆?审判至少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便程序不完美,法律也优于复仇。

    🤔 关于"深渊凝视"的代价:

    • 凯利用生命证明了与极端邪恶的长期接触可能对研究者本身造成毁灭性的心理创伤。这一警示对今天从事犯罪心理学、战争创伤、反恐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员依然具有切肤的现实意义。

    🤔 关于当代的镜鉴:

    • 在2025年的今天,极端主义、种族仇恨、体制性暴力并未从地球上消失。 纽伦堡审判确立的原则——个人须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承担责任——正在被持续地检验和挑战。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限、"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边界、人工智能战争中的责任归属……这些问题都是纽伦堡遗产在21世纪的延伸。

    推荐观影与阅读清单

    📚 原著与学术著作:

    • 杰克·埃尔-海,《纳粹与心理学家》(The Nazi and the Psychiatrist,2013)——电影直接改编的原著
    • 道格拉斯·凯利,《纽伦堡的22间牢房》(22 Cells in Nuremberg,1947)
    •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纽伦堡日记》(Nuremberg Diary,1947)
    •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1963)

    🎬 相关影视作品对照观看:

    • 《纽伦堡的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1961)——斯坦利·克雷默执导的经典法庭片,聚焦纽伦堡后续审判
    • 《利益区域》(The Zone of Interest,2023)——乔纳森·格雷泽执导,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的家庭日常视角审视大屠杀的日常性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012)——玛格丽特·冯·特罗塔执导,聚焦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的经历
    • 《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在心理博弈和"凝视深渊"的叙事结构上与本片有深层共鸣
    • 《奥本海默》(Oppenheimer,2023)——同样探讨"知识的代价"和"科学家的道德困境"

    小结:审判从未结束

    "当邪恶脱掉制服,坐在你对面和你聊莎士比亚和人性时,你还能一眼认出它吗?"

    这正是电影《纽伦堡》抛给每一位观众的终极问题。

    而道格拉斯·凯利用他的一生——和他的死亡——告诉我们:也许我们无法一眼认出它。更可怕的是,也许我们会在它身上认出自己。

    纽伦堡的法庭在1946年关闭了,但那场审判从未真正结束。每一次人类在体制性暴力、群体性盲从、道德冷漠面前做出选择或拒绝选择的时刻,都是纽伦堡审判的延续——深渊的对弈,从未停止。


    📌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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