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
分类：理解中国 · 发布：202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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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守夜人 · kito
📒 書摘
共 18 条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 \n \n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n \n——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认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间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做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法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无远弗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n \n——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12％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地在药品中作假……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
在他们眼里，士族高门不但不让出财富，还经常与皇帝叫板，致使东晋“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既然如此，就要选出一批新人——同样出身于草莽的寒门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n \n寒门素族，就一定是好人吗？ \n \n虽然大家都有钱、有权，封建官僚却有着与士族高门截然不同的财富获取逻辑。坞堡历经数百年风霜，士族高门虽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但确保门阀的历程同样要面对强者的竞争，必须不停创造、积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获得财富，当然不会选择创造，既然有这么多社会财富存量，抢来就是了。刘宋一朝，无论官家铸币还是信贷，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夺财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垄断了南朝所有赚钱的行业，民间经济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n \n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n \n《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
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也由此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让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n\n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四百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四百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n\n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n\n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啸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提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n\n——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一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n\n——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n\n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得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n \n当然，桓温远没有如此伟大的理想，他不过是想打破士族垄断，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n \n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我研究的领域是金融，我的职业却是教育。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疏——《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陈了当时官场的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是：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 \n \n当代，西方列强的历史也证明，要想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首先要发展的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n \n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财富。
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沈氏、周氏争夺铸币特许权的结果，就是双方在皇帝的挑拨下大打出手。 \n \n可怜这个“一门五侯”的周氏家族，领头人周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兵临城下的时候，周札居然不肯把仓库里精良的刀枪分给农人，而是让大家以木棍应对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枪。 \n \n在这场斗争中，周札兵败被杀，江南最大的豪门之一周氏从此一蹶不振。鼓动吴兴沈氏灭义兴周氏之后，吴兴沈氏也被剿灭。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是江南土著中最强大的势力，随着周札和沈充败亡，江南豪门逐渐成为历史的陈迹。
本来江南豪门各家都自己铸行货币，只要铸造的货币能用出去就行。司马睿来了，江南就不一样了。 \n \n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司马睿选中了吴兴沈氏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宣布：只有吴兴沈氏才拥有合法的铸币权，其他人铸造的货币都不合法。为了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东晋朝廷不遗余力地在江南宣传（没有强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传）：雇佣写手编写民谣，然后在民间（乞丐之间）传唱；组织盛大的宣讲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唱莲花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官方货币的重要性…… \n \n吴兴沈氏最大的敌人是义兴周氏，本来周氏家族并未把官府特准铸币权放在眼里：就是私铸货币，皇帝又能把我如何？ \n \n义兴周氏没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n \n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若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形制相似，人们还是会首选官方货币的。 \n \n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于是，我们有了“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的诗句。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百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 \n \n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n \n《晏子春秋》记载过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有三位著名的武将：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位武将都曾经为齐国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为遏制三位武将的声势，齐景公赐给三位勇士两个桃子，并让他们评判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两位才能吃到桃子。结果，三位勇士为了争抢两个桃子互殴，最后全部死掉了。 \n \n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勇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战中全部衰败。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荚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惨烈程度就连董卓都望尘莫及。 \n \n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而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公元234、235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两克，跟太平百钱一样成了地摊货。 \n \n对这段历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传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评语，思之让人忍俊不禁：“那时诸葛亮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之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 \n \n也许彭信威先生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被传为神的人会在货币上大做文章，敛财程度居然与董卓不相上下。还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中肯：诸葛亮身处孤绝之地，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年空劳师旅，实在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适合做太平宰相。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封君—封臣”体系。与“封君—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n \n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徙、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加诸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汉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汉帝国：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行虽犬貔，家势富足，列田畜者弥郡国…… \n \n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断绝了人们正常的求利空间，一定会有另一种非正常的牟利方式出现。在西汉历史上，这批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也有一个专属名词——“豪强”。 \n \n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群是封建官僚，民间精英一定会找到渠道结交帝国高官，成本则是最底层小农的生命与鲜血。最初的豪强多来源于当年被官府挤出的富豪，这些人是帝国的精英，也是创造财富的先驱，既然不能以合法的方式牟利，那么他们也就必然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欺压小农、强买强卖土地、使用暴力抢夺小农身上的最后一枚铜钱…… \n \n所谓“豪强”，说白了就是中国第一代黑势力，他们剪断了维系小农生命的最后一根游丝。 \n \n公元前106年，四十万流民突然涌入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则超过了百万。毕竟长安是帝都，这里人多、事多、钱也多，或许帝国的皇帝和官僚不能把手伸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或许这里还有一点空间能养活自己……
汉武帝打击了商人和工商业者，却培植出一批比商人更为可怕的人。单纯的商人、地主或者有钱人，很快被官商挤出去。 \n \n现在，丞相、王侯、大夫才是帝国真正的有钱人。此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摆脱官商的窠臼，工商业永远成了附属于封建官僚集团的牟利之道。自此，富人必须先是官僚，然后才能集官僚、商人、地主身份于一身。 \n \n与普通商人、地主不同，官商对金钱的渴求根本没有止境。毕竟单一的商人、地主或者官僚都有自己的规矩，就算欺行霸市，商人的价格也不能贵到离谱；就算地租再高，也不能不让小农生存。 \n \n“商人＋地主＋官吏”就完全不一样了，此时整个社会的财富规律已经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如何去抢劫财富。
帝王追求绝对权力，是因为绝对权力有着绝对收益：消除了诸侯竞争，才能贪天下之利。帝王一个人并不能管理天下，所以，帝王抛弃了诸侯而选择了封建官僚。而与诸侯相比，封建官僚是一个更可怕的利益群体。 \n \n皇帝与诸侯之间是一种“压力双向传导机制”，如果皇帝政令对封国不利，诸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驳回命令，压力传导到最末端的小农就会逐步衰减。封建官僚是一种“压力单向传导机制”，压力只能逐级向下传导，封建官僚不但不会分散压力，而且会为了自身利益扩大这种压力。这样，压力传导到最后的小农便会呈几何级数扩张。无论是诸侯还是帝王，说到底对国家财富都是具有所有权的，一家一姓的地盘，民不聊生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封建官僚却完全不同，只要达到目的，管你大浪滔天，反正又不是我的天下。
从商鞅开始，秦人就彻底抛弃了“王德”，凡事只要能获得利益，就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做。大家可能还记得，前文提过公叔痤临终前曾求过商鞅；为秦相后，商鞅以“故国之情”为由邀请魏国公子冇赴宴，结果在宴会上俘虏了公子冇。此后，秦国干的事情根本就拿不上台面：以王后之尊色诱犬戎酋长，后诈杀之；嬴政囚禁生母…… \n \n只要能取胜，什么法子都用，诸侯名将能以金钱收买的就收买，收买不到的就离间，实在离间不了就派人暗杀……好歹吕不韦讨伐六国还找个理由，嬴政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却充满了肮脏，不讲丝毫道义，有的只是功利。 \n \n卑劣的手段，怎么可能得到高尚的结果？
但凡真正的盛世，必然也是文化极盛的时期。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六书”全部出自西周，此后，历朝历代只能在西周的残迹里寻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思索。与后世丰富多彩的金融货币现象相比，西周的金融表现形式确实非常简单，但最适宜诠释金融的本质：诚信。 \n \n虽然王室衰落，但诸侯仍旧秉承“夏禹、商汤、周公”三代缔造的社会梦想：无论是君对民，还是霸主对诸侯，都要有信义。这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骗子是不可以当卿客的，无德无能的君主也是会被干掉的…… \n \n此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覆灭，还是今天西方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都是因为远离了“诚信”。
大秦帝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违背了周王朝的“王德”精神：试图追求权力永久的统一，天下变成帝王一人之天下。在秦嬴政缔造的这个刚性权力链条中，一旦源头崩裂，就再无任何人能帮助帝国走出险境，因为，除了利益已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再把自己和封建统治者联系在一起了。\n\n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嬴政、商鞅等人将帝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咸阳，中心被毁灭之后，整个帝国体系便随之坍塌。仅仅十五年，秦帝国就在一场内战中瞬间坍塌，发动这场战争的既非外族也非官僚，而是被统治的对象——农民。\n\n嬴政统一封建权力的做法失败了，但巨大的利益又激励了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此后，历朝历代都试图寻求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一种灵活的折中方案：既要形成严格、有效率的封建集权，又要实现封建统治者对子民的道德统治。\n\n坦率地讲，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追求封建集权，人性统治就必然是一个谎言。
失去“王德”的社会，人们只会臣服于强人，只有利益才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西周几乎是一种丛林社会，只有赤裸裸的暴力才能制约这些诸侯了。对诸侯来说，周幽王不过就是一个名号，没一起喝过酒、没一起拼过命，凭什么要听你的命令？
西周初年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周武王、周公信奉的“王德”：敬天、保民。 \n在这里，“王”只是一个凡人，“王”之上还有“天”，所有凡人都必须有所敬畏。在天命面前统治者必须修明德行，如果失德，即使已有天命，亦会被上天抛弃。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前、此中、此后，无论多么辉煌的文化、多么骁勇的铁骑，一旦统治者失德，帝国最终都将沦丧。 \n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穑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一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对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