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通论
发布：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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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守夜人 · sugar
📒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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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转型的长过程，不可能很短、很快就完成。它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每一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从总体上说，可以有先有后、有高有低，呈波浪形螺旋状的上升态势，其中有高峰和坦地，也有低潮和险谷，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惊惶失措。但真正完成转型必得是“全面转型”，这一结论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几乎是在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都不甚充分的情况下，在中断了近40年后（1937—1978年，间隔着战时经济、计划经济），突然驱动、突然起飞的。实践中学习（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不能再延误时机了，否则，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对“摸着石头过河”，正确的理解是，首先必须敢于实践，同时也意味着学习这一任务的紧迫性，实践再忙，也必须挤出一切可能有的业余时间尽力补课：补有关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的课，补市场经济历史经验的课，补有关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的课，减少实践的盲目性。目的是一个：让我们能以充分健康的心态去应对现代化可能遇到的一切难题。
对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充分的自信心固然重要，但还必须赋予高度的理性。应该以冷静、沉着的态度，直面变革，认识变革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协调，过程很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中国而言，由于现代化带有被动和后发的性质，内在缺乏现代化的理论资源和历史资源，先天不足，后天又多次失调。因此，不能过分期望什么都会“必然出现”。“上帝”（市场经济、第三只手）不会特别恩宠中国人，让中国人走一条笔直又笔直的“康庄大道”。一路飙升，长期高速（高增长、低通货），而没有回落、衰退，乃至引爆危机，外国现代化历史上没有，中国人也不会有这种特别的福分。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学理上探讨，在现代化实现的可能性上，与其想得容易，还不如想得艰难些（不是所有人都必然自动成为“上帝”的“选民”，都可轻易登上“天国”）；在实现的时间上，与其想得短，还不如想得长些（西欧大约花了5个世纪）。现在权威的说法，是需要几代乃至十几代人（20—30年为一代）的努力，头脑还算清醒。
我个人与史学的交往屈指数来，已过四十载。总觉得中国历史走过的轨迹很像那个由阴阳鱼巧妙组合而成的八卦太极图。这个包藏着一阴一阳、变化无穷的圆，是中国先祖杰出的思维创造物。它所构建的宇宙—世界模式是最完美的——正像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所说的，还有比圆更完美的平面几何图形吗？唯其如此，中国人思维的深处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就像六十四卦到了“既济”该有圆满的结局了，可接下一卦却是“未济”——中国只有跳出“圆”的怪圈，像量子力学所描述的，从一个能量级轨道跳跃到另一能量级轨道，才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希望。
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特性，学术界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长期停滞”说、“三性”说（王亚南）和“超稳定”说（金观涛）等，异曲同工，都是对体制千年不变的“历史实在”作形体解析。而傅衣凌先生提出的“富有弹性”说，则是以传神的方式表述出中国特有的政治运作意境。中国传统的君主集权体制能够维持两千余年，绝非西人想象的那样仅靠所谓“亚洲人的奴性”。“奴性”云云，其实质正如韦伯所说，乃是“处在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排除抗拒其意志的可能性”，为所有权力必包含的内容，东西方之间并无差异。权力运作的现实性，服从强制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这种统治“合法性”资源的状态。中国的两千年一贯制，没有诸多政治运作的高招，没有一张一弛的应变智慧，是断难成就这种世界历史“奇迹”的。说传统时代，中国的政治权谋不低于西人，仅从“弹性”一点即可领略其风味。
韦伯《儒教和道教》一书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中国，他关于中国社会中央集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与地方政治控制的脆弱涣散两重性的分析，关于中国伦理规范性质的法典与西方形式化法典的不同，关于中国“家产世袭官僚制”与近代西方“法理型官僚制”不同的分析，都属于“旁观者清”，为国人增加了多种观察的视角。 \n \n但还应该指出的是，韦伯关于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评论，从方法论上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并不完全局限于上述的一些具体论断。韦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统治的各种“合理性”的分析，给出了一种辨识政治体制构成的普遍性原则（或可称之为广义经济学原则）：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对“稀缺资源”配置与支配的体制。这些资源既包括经济的、财富的，也包括文化的、情感的，例如权威、声望、荣誉等资源。在传统中国，则表现为皇帝以“全国”或“全体国民”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于“国家”，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都被“权力化”，全部“官僚”都是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由此就造成了与西方不同的社会进路：在集权体制下，权力决定财富，以权力谋取财富。权力与财富紧密结合的程度为世界之最。如此，特异的社会现象就必出现于中国：只要这种单一以权力决定财富占有的国家集权体制存在，它的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也就难以动摇。在我看来，读《儒教与道教》时，若忽略韦伯在其独创的“家产官僚制”概念下所包藏的这一理论主旨，就不能说已经完全读懂了这部名著。
因此，以徽商为典型事例，其消费形态折射出的是中国传统商人品格的严重扭曲。业贾、仕宦、退隐种种不同面目，变幻多端；刻薄搜刮与挥金如土，一啬一奢，若是反常，洞穿其历史境遇，均可通解。 \n \n帝国时代的商业资本，即使获得某种机遇，有相当规模的积累，到某一临界点便呈萎缩后退态势，更无可能进一步深入产业领域，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可能。因为传统商业资本大的积累必与政治关联太紧，具有突出的寄生性和欺诈性。它并不建筑在社会购买力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之上，也无生产领域扩展的空间可供施展身手，只能依恃病态的消费结构，攀缘于国家财政政策提供的“非常空间”，既要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和百般勒索，更受国家政策和政治形势波动，肌体脆弱，命运无常，绝没有把握“自我”的主动权。他们无力也无法进一步扩大资本积累，依然是在帝国设定的铁笼子里“跳舞”。盐商毁于“改票”，票商废于战乱，便是显证。 \n \n从本质上说，帝国时代富商大贾的存在，表明传统时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一体化的框架内，商品经济不能独立运作，不仅没有能对旧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起所谓“解体”的作用，相反它却沦为政治权力的“脾女”，造成了权力与财富畸形“联姻”，刺激官僚特权阶层贪欲恶性发作，加剧政治腐败与社会震荡。明清市场的表面繁荣与两朝政治腐败愈演愈烈，互为因果，岂是偶然巧合？因此，若想从传统中国富商大贾身上找到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新的社会力量，乃至“资本主义的曙光”，无异于痴人说梦。
帝国时期当权者对待商品流通的态度，事实上相当矛盾。有些史家往往误信官方“抑商”的声明，忽略了生活强过于观念。在传统中国，市场经济首先是为着服务于特权者的消费需求而存在的。这在上节消费结构严重倾斜的分析里已看得清楚。陈长华君发表有《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一文，对先秦以来背景、形式各不相同，名为“抑商”、实为“重商”的史实，作了较为翔实的考辨和解析。他得出的结论，即与传统说法大异其趣：中国历代统治者实际上大多重商，搞官商结合；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
纵观帝国时期一代又一代的传统商人，他们苦于与政治的关联，不得不在帝国超经济干预环境下讨生计，屈从权势，匍匐而行。与西欧同行相比，他们只有“苦恼人的笑”，终究无力走出中世纪峡谷，成长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势力。有商人而无“市民”，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我认为，这才是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商人面临历史转折关头，需要向全社会认真作出的一笔历史交代。同理，现代商人如不能挣脱陈年旧梦，对历史有深刻的检讨，也很难获得真正的自我。
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则是来自政治方面。以政治一体化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结构，一方面用政治强有力地统制着经济，政治、经济融为一体，所有奢侈性的高消费无不是靠着政治的力量才得以持久地支撑着，经久不衰，绵绵不绝；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为着追求奢侈性的高消费，更鼓励着极端富有者必须紧紧地攫取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视作生命，从而又强固了官僚军事性质的集权政治结构，并且使权力的垄断与滥用成为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任何新的力量都难以摇撼这棵盘根错节的千年老树。帝国后期，随着白银成为流通货币以及赋税货币化的推进，吏治的腐败，官场朋党角争，都愈演愈烈，并出现了严篙、和珅一类前所未有的巨贪，都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
我曾通过对九类社会主要消费项目的粗略数量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日常食用消费仅占微弱的比重。相比之下，室居器用的消费稍大，然多为耐用消费，一次投资可子孙传代，比例也不算大。巨额的高消费却用之于追求雕琢、新奇或足以炫耀门第的豪奢消费，如操办豪华的婚丧喜庆、储藏珍宝重器与竞建园林别墅等，更有甚者，则是为追求功名利禄、官场拼搏的政治性发展费用，以及满足青楼姬妾、歌舞彻夜、酒池肉林的费用，几似无底之洞，非倾囊而尽，绝不罢手。这说明，官僚缙绅阶层的高消费具有传统的特权奢侈消费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态的畸形消费。这种病态的高消费，实际上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至此，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帝国时代社会消费结构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说明这是一种在大一统集权统治体制下才可能产生的，具有强烈政治军事色彩的，畸形病态的社会消费结构。这种畸重畸轻的病态消费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很值得分析。
总体而言，这两千年内，大一统体制内在的产权“国有”底气，仍然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在发挥其无所不在的能量。任何名正言顺的国有产权，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被“化公为私”；而任何看似私有的产权，历经挣扎，也仍然逃不脱私有产权不完全的困境。中国传统农业产权的“国有”性质，根植于政治强制度化与产权非制度化的体制环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策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得无处不在，根深蒂固。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健全发育和法制保障的社会环境，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的。
非常奇怪的是，帝国政策的退让，不仅没有促成地主田产的集中，反而从宋代起，田产分散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究其原因，恐怕是科举制的权力高度流动性和遗产的众子均分制两大因素最后帮了极权统治的大忙，故此“千年田，八百主”，“田无常主”。私有产权的不发达、不稳固，也使集团性的社会离心势力无以形成。因此之故，宋以后除民族的因素外，大一统再也没有遇到地方割据或分裂势力的严重挑战。即使如此，对少数大田产拥有者，帝国政府也还常常要用“朋党”、权臣和贪污等名义，动辄以政治的理由将其财产与田地尽数“没入官府”——到此时就体验“国有”的幽灵无时不在，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任何私产都没有制度上的法律保证。直至清中期，翁同龢与曾国藩等“明智之士”都深知此中利害，故谨小慎微。读曾国藩家书，劝其家属不必多置田产，可谓感触至深。
经济越发展，私有产权的发展便越不可挡。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扩展的情态下，贪欲作为人性的一个侧面，表现得很难受“礼仪”的束缚。其结果，便只能是国家步步后退，但有一条原则是不能退让的——分割的方式可以改变，中央必须保证自己的财政收入有增无减。所以，自唐中叶起，到两宋趋于明朗，“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收益权”上做足文章。所谓“本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表示国家“聪明”了，变得理智了——从田主叫唤“以田为累”的感叹里，我们多少能得到这样的消息：国家只是改变了控制的方式，或者说改变了“干预”的方式。
当时那种机会主义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俸禄的有限以鼓励创收“法外收入”来互补，高度集权以允许有限度的“土地买卖”来补足各级权力不能满足的缺憾，作为实际“人人无权”的专制制度又给每一统治成员使用所掌权力转换成财富的“个人积极性”。这就是刘邦藏在“背公立私”后面没有说出的奥秘：公私兼顾是可以的，但必须有“度”。所以，以权谋财，这是帝国最高统治者富有弹性的一种权术，虽充满风险，历朝仍不得不恪守这个“旁门左道”，说明它确是集权统治整合凝聚力的“黏合剂”和不二法门。
这种特殊的“国家佃农”，在国家政治清平之世（每一大王朝最多不过有六七十年的“清静无为”），轻摇而薄赋，无太大战事，不大兴土木，“赋敛有时”，应该说日子还过得起。这就是历代农民一直保存着的关于“圣君贤相”集体美好记忆（演化成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根据。时过境迁，统治阶层呈几何级数递增，坐稳宝座的皇帝后裔更得意于“天下太平久矣”，自大欲恶性膨胀，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随意提高赋役种类和比率势所必然。这时农民便慢慢体会到“恶吏如虎狼”、“苛政猛如虎”，与其面对国家，不如面对“地主”，后者不具有无边的权力，多少懂得节制。于是兼并之势汹涌，国家两面开刀，既抑兼并，又转嫁负担，加重对硕果仅存的农户的榨取，直到内争与内乱恶性互动，农民战争爆发，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这最有力地证明了国有产权对自耕农应得利益的维护（通常说自耕农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生命线和晴雨表），根本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成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导致君—民之间政治紧张的最深层根源。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明他也懂得“谁失去农民，谁就失去天下”这个中国传统政治学的重要法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办法，他的后代仍不免重蹈前朝覆辙。
前面说到过的，秦晖因为囿于传统的“小私有”观念，所以当面对国有化现象时，就大惑不解。这种“小私有”的小农，本质上是为国家“打工”的，他们必须看“国家”的脸色生活。要认识这一点，关键是必须切入成果分配领域，即“收益权”，才能够晓其三昧。
这里还有一个关节，就是通过春秋战国至赢秦，世袭贵族被消灭（始于商鞍，基本完成于秦灭六国。详见前述），此一事也非同小可。各级贵族的被消灭，意味着“王（皇）权”与基层百姓之间，再也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异己”社会力量。社区只是国家的一个从属行政单元。过去农民曾与之多多少少保存着原始共同体感的“历史”被切断，显得异常孤立（代之“流官”既非本乡本土，又绝对对皇权负责）。从事农耕的农民在其被安排好的社会结构环境里，最关切的只能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八个大字，后者是“天”，前者是“人”。这是很实际的，试问除了国家，还有什么实际的社会力量（因为入秦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严格说只有国家，而无“社会”）能从根本上保障他们的“安全”呢？所以中国老百姓既怕“兵”，又不得不养兵。然而，他们为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倾其全力维护这个共同体，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军队。
从发生学过程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是沿着一条自然演变的路线前进的，个人的“主体性”从来没有独立过。它最初只是全部交付给贴身的小共同体（氏族—部落）的，随后一步一步地不断上升，直至大一统国家成立，氏族—部落外壳剥离而变为府县乡聚，“朕即国家”、“君临天下”，“天下”之人也就尽入“吾縠中”，为“君父”的“子民”，仰天翘首等待“皇恩浩荡”的“雨露滋润”，很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相对活生生的历史实在，任何理论概念都显得力不从心。“所有制”概念也遇到了中国历史特色的骚扰。表面上，耕地既可以继承、转让、买卖，按西方人的观念，即有了“处置权”，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归己所有。这是西人以个人本位的法权概念为逻辑起点的，顺之推理，自不成问题。但古代中国呢？什么时候有过“个人本位”的法律地位，连“个人”本身也是从属于“国家”的。套用西人概念势必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
中国古代的赋税征收原则，直到唐中期以前，始终是以人丁为本，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制度深层次的意义，显示不仅地是“国有”的，人也是“国有”的。作为国家，授田只是手段，它最终所关心的是严格控制人口，按人口将征发赋税摇役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开发这种“综合国力”资源，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所谓“登记”，就是确定你的耕地已被国家承认是合法的，你是“在籍”的合法“臣民”。虽然田是由你开垦的，但在法律观念上必须承认，这是国家授给的。
土地的“国有制”，是权力系统赖以动作的经济命脉，时异势移，当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诸侯国取得了实际的独立地位，并向君主集权制的方向发展时，国君也就站到了“国有”的实际法人地位上（尽管此举从未取得正式法定的承认，但毕竟不能改变历史事实本身），清除“黑田”，将其重新纳入法定“国有”的范围，也就是迟早的事了。晋国“作爱田”、鲁国“初税亩”开其先声，郑子产“田有封洫，庐井有伍”、齐管仲“均田畴”继其后，都是经整顿田地入手，重定税制，使私田又复归为“国有”。我们不能乐观地估计这种“割尾巴”的举措成功率与实际收效，但却说明“国有制”尽管会随权力的盛衰而消长无定，但法定意义上“国有”还是万世不易的“祖宗之法”，具有“合法”的意义。
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未来必将异化的潜在危险：西周王国为了避免重蹈殷商“大而松弛”管理体制的覆辙，建立起新的“封建”管理体制，以强化中央核心即“共主”地位时（这是为应付疆域日渐扩展新局面采取的政治选择，应归功于周公的政治智慧），不得不增加了多层管理层面（天子—诸侯—卿—大夫），按热力学第二定律，客观上就增加了“熵值”，即政治能源的耗散效应明显增强，于是日后由名义上的代理人异变为实际上的处置者，天子名存实亡，下面层次有可能将“国有权”窃夺为实际己有。这就是春秋战国时的权力与权益逐级下坠的历史情境。由此再一次说明产权与权力的联结，产权本身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性能——“国有产权”随时都可能因管理阶层的分割权益而发生异化。
在中国古代世界，没有西欧中世纪那种国王与各级贵族、商人、市民的“协议”关系，所有的关系都必须由各种形态的“家长”来做唯一的“法人代表”。各级“家长法人”之间又构成纵向往上“统一”的从属关系——最后其顶端就是“产权”的最后“家长法人”——国王或皇帝。这种以“血缘宗族家长”为法人代表的“集体所有”关系，发展到“天下一家”，“国有”乃人人皆有的虚拟化，正是“血族”原则始终不曾打破，国与家“一体化”的历史条件之下所特有的情景。
我认为，在大一统帝国时代，农业的产权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说不存在某种形式的私有产权，也不合乎实际。但究其实质都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的阴影，恐怕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特征。总体而言，这两千年内，大一统体制内在的产权“国有”底气，仍然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在发挥其无所不在的能量。任何名正言顺的国有产权，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被“化公为私”；而任何看似私有的产权都会受到国家的限制，历经挣扎，也仍然逃不脱私有产权不完全的困境。中国传统农业产权的“国有”性质，植根于政治强制度化与产权非制度化的体制环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策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得无处不在，根深蒂固。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健全发育和法制保障的社会环境，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的。因此只有把产权问题放在整个历史运动中，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作动态的观察，才可能透过各种游移不定、反复摇摆的实际运作状态，力求准确地把握住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
秦的统一只是“大一统”的始点，而不是终点。在中国历史上，整个的统一运动非常像滚雪球——现在我需要稍作修正的是，这种雪球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东南西北中都有——但相当长时期内，中原始终是最大、最有活力的一个。商周时期形成的“华夏”，是“中国”这个大雪球最早的核心。“中国”的概念也是在这里率先形成。 \n \n今天的中国，正是“华夏”用中原这个大雪球滚合了好几个区域的雪球，历秦汉、隋唐、元明，直到清雍正、乾隆年间基本完成，才成其为“大中华”。而且还须注意到，在我们讲述的传统社会范畴内，即使后来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但政治中心还始终在北方。 \n \n因此，今天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是经历了很多历史阶段才逐渐成为这样的规模。它是多元部族文化和多元区域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长过程。唯其如此，在这五千年里，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不断有民族融合的高潮。其中以商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魏晋南北朝、宋元之际和清前期为最著，至少有过五次高潮。作为这种历史运动的总结果，统一的民族称谓看起来还是应该称“中华民族”。
这种变迁的特有情味，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应验：“百家争鸣”这样的思想开放，只有这一次；战国至秦这样上中下“涡流式”的社会变动，也仅此一次。它们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时段内再也不曾重现过，直到近代社会变迁开始。 \n \n今日我们若更为宏观地来看，西周“封建”的蜕变，一开始就植根于体制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二元对峙，彼长此消，演变到春秋时代已经不成模样。秦的“大一统”体制，正如“百川异源，皆归于海”，它是会聚八百年的小变、渐变而终成大变局。凡是历史上的大变局也莫不如此。
商周“封建”体制转变为秦“大一统”体制，虽然不能与“传统”体制转变为“现代”体制相提并论，但在一点上却有相似处，即两者都不是局部的、一事一项的变迁，而是由一系列相关性变迁运动构成的一种大变局。这不只关系着治道、政术、教化，更关系到政体，亦即国家根本体制的大变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范畴内，最为深刻的一次具时代转折意义的变迁。
就像“大一统”，秦始皇实现一统中国之时，肯定没有想到过：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了，必须“统”，不统就神散形乱；大了，就难“统”，统死就生气全无。这“统”字是门大学问，里面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应对，纠缠不清的华夷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集权与分权之争，更深的还有秩序与自由之争、人己之辨等等。
历史会不会就是这样一张斩不断、理还乱的“大网”？历史本来就因果相续，环环相扣，亦因亦果，非因非果，像庄子或佛家说的那样？如果这样，那大可不必为无穷的猜测烦恼——我们还得不断猜下去。试着理解就是史学永不衰竭的一种乐趣。
变与不变，是构成历史生命的阴阳两极，负阴而抱阳才是历史的真谛。从“变”的意义上，“历史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陈代谢的。”因此，说“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变”，近乎数典忘祖，是不明乎中国既有变易的高明哲理，其社会变之微、之渐，历代都在进行，此中每每深藏着数千年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故能数千年屹立而不亡。然而中国古代的变易观与近代由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不可同日而语，两者显示出的正是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质的区别。“变易”的图式是“循环的（同心）圆圈”，呈封闭型，六道轮回，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故靠自身走不出中世纪。“进化”是“基因变异”，“新旧不断起承转合”，其图式是不断上升的螺旋，呈开放型。“变易”观的特点是使人容易趋向于乐天知命、返古保守，是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和统治周密的封建帝国自足心理的真实写照。只有中国失去了世界先进态势，备尝落后挨打之苦，方有接受进化论的心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外因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旭麓老师说：进化论取代变易观，是“古典哲学的终结，近代哲学的开始”，是一个新时代到来之前的第一声“潮音”。
统一的坚壳，内部却包容着许多松松垮垮、多元含混的板块，“捣糨糊”式的一体化既虚假又脆弱，气候适宜，也常常会弱化为名存实亡乃至分裂割据。“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同后来我们常感慨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虽出诸稗史小说家之流，却是民间政治智慧与平民历史感的结晶，不可谓无由瞎编。这就启示史家必须真切深入地体察传统的“大一统”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的机制，包括它与生俱来的许多“病理症状”，否则既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例如吏治腐败、地方叛乱与周期性震荡），也不利于现代社会探索更好的共同体整合模式。
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是总被遮蔽，了无光彩。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这种社会生态性的高度倾斜又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基因性的，还是后天性的？
个人崇拜的民族心理和习惯思维根深蒂固。这种个人崇拜，不是表现为宗教对先知神的崇拜，而是对世间道德人格化的政治权威的追慕和敬仰（很像马克斯·韦伯说的沉溺于人格特有魅力的“卡里斯玛崇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孟子对三代以来政权更迭历史特色的归纳。而孟夫子的论断却总是被以后的历史验证（尽管出现的频率和强度有一定的随机性）。由天才人物（或称圣君，或称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的梦一再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难有梦醒时分。“好皇帝”、“圣君贤相”成为古代历史的主干，从知识精英到民众，都把这看做是历史光明面，民族的骄傲。现在要问：这种心理定式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如此牢不可破？
直至明清，三种权力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如此，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
就世界传统农业社会这一历史时段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属最为先进、周密和成熟的少数类型。此一时彼一时。诚如《周易》所言，泰极否来，长处着眼即透出潜伏着的弊端；过度的发达，犹如长臂猿最难进化为人一样，“早熟的孩子长不大”。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
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不明整个“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所需要的整体环境和系统性的条件，就像看到有十几张织机就联想到“手工工场”，就引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一样，都要冒曲解历史的风险。
有没有私人资本发育的环境，有没有“社会公正机制和监督机制”即法制对私人资本的维护，恰恰是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分水岭；两山相隔一个时代，而不是一山的上坡和下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