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史
分类：理解中国 · 发布：202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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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守夜人 · sugar
📒 書摘
共 25 条
历史遗留了大量的认同分裂，比利益和观念分歧更有潜在的破坏性。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撕裂，健全的共同体根本不会存在，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是通过撕裂或消灭建立的。热爱蝴蝶、厌恶毛虫是人之常情，欧盟时代的英格兰确实比克伦威尔时代更舒适，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有一种预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历史影响将会凌驾于共识政治之上。我之所以要给读者提供认知训练，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决断时刻正确判断形势。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分析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在为将来的转折点做准备，而非任何考据的目的。骰子落地以前，机会千金难买。骰子一旦落地，坐失良机者必定后悔莫及。古老的史学在博雅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主要就是为绅士和士大夫阶级提供这样的认知训练。至于平民百姓，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现代史学的无产化就是因为丧失了这种核心训练，才会沦为堆砌散乱材料的无用之学。没有经过博雅教育的学术无产阶级和国家计委合作产生的成果有多方面的效果，唯独不能增进公众的理解力。公众如果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反倒是较为明智的选择。用最极端的例子说：如果二十世纪的德国人像他们十六世纪的祖先一样缺乏知识，主要依靠经验办事，他们反倒不会追随希特勒。
以前“牛津会议”的时候，我嘲笑过：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一起破坏的底线。这种演化模式也是古已有之，日光之下并无新奇。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就是英国人在二战以后所谓的共识政治，左右双方的中道温和派都会排斥和吸收自己的极端派。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体高度成熟以后才会出现。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是极其残酷的过程，以至于人们宁愿忘记它的存在。在边界划定以前，左与右、温和与激进的差别没有意义。认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共同体内部的共识政治，胜利属于边界最清晰（也就是认同最强）的一方。态度温和还是激烈，不是看你的内容，而是看你的身份。
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你必须心里有了七八分，再用史料来充实它。学术圈用的材料，有点像是古代的有一种叫肿骨鹿的动物，它头上长了很大的角，在需要交配的时候，雄鹿就用角互斗。学术圈应用史料就是肿骨鹿的角，彼此之间掐架的时候用，可以增加声势。这样往往给外行留下错误的印象，仿佛史料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冲突都是因为理解和解释框架，优点和弱点也是框架的优点和弱点。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刘邦和项羽的斗争很重要，因为涉及大一统和多国体系的路径选择。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斗争不太重要，因为除了极少数攀龙附凤的大臣、将军，谁会在乎皇帝姓张姓李？王朝的故事都是千篇一律的，增加细节根本不会改进人类的理解力。
开弓没有回头箭，新罗马再也没有机会做一个瑞士式的地方性邦国了。奥古斯丁强调，历史不是循环的过程。基督出生以前和殉道以后，路径永远不会重合。如果日本人询问：为什么蒙古征服者的屠戮可以淡入幸运的遗忘，他们却不行；那么原因绝不在于南京市民的苦难超过了巴格达市民的苦难，而在于皇军不幸生在天命已定的时刻之后。如果俄罗斯人询问：为什么鞑靼人的掳掠写在水上，他们的罪恶却要刻在磐石上；答案完全相同。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如果尚未终结，就要在这样的世界上展开。
在自由帝国的全球十字军面前，各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算不了什么。当今之世只有两个共同体：十字军战士及其敌人。密西西比或卡罗莱纳这样的地方性共同体及其边界只剩下历史的珍玩价值，不比哈德良时代的雅典宪法重要多少。耶和华每一次战胜来库古，美国就向世界帝国的终结点靠近一步。任何人阻碍自由帝国的群众大军，相当于亵渎神明的政治版。苏联的存在暂时遮蔽了万国的视野，使它们忘记了查理二世从来不敢忘记的可怕真理：在信仰和救赎为出发点的武装先知集团面前，以理性和功利为基础的武装先知集团只是可笑而脆弱的赝品。埃及变成“折断的芦苇”，以色列人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们会说：历史是神意计划的一部分，罗马的使命和以色列的使命都写在经上。中国人如果不能理解这种信心，不妨对照一下儒生的谶学。在陈胜、吴广和李密、窦建德完成了他们的清道夫工作以后，史官和学究就会振振有词地总结关于天命和真命天子的教训。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二者的重大差异。斯多葛派或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士大夫性质使他们只能凝聚社会的表浅部分，在犹太－基督教共同体决绝的信心和深入的组织面前不堪一击。
新罗马继承了三重遗产：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英格兰的传统自由、新教徒的救世主义。最后一种元素是她最根本的驱动力量，给她的世界体系赋予了特殊的色彩。早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元老院和新教徒就产生了自己的天命观。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该亚联盟、埃托利亚联盟和罗马－意大利联盟的现代版本。新教徒的天命论以选民的道德优势和特殊责任为基础，本质上蕴涵着宗教战争的设定。每一个恺撒身上都有十个马略，每一个林肯身上都有十个克伦威尔。选民的共同体不仅有边界，而且边界比其他的共同体更难跨越；但他们负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国主义为群众性信仰的自然归宿。清教徒的帝国主义格外理想主义，又格外残酷。罗马元老－哲人的帝国主义以优劣为基础，歧视和奴役是宽容和放任的必要条件。以色列先知－战士的帝国主义以善恶为基础，公义和审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美洲的罗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体，统治没有德性的外邦人。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须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义的十字架。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习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异，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牺牲。
远东体系只是冷战的副产品，美国秩序才是冷战的长远后果。美国的罗马性有许多世俗理由，最重要的几项不难列举。文明季候和地缘形势赋予她“最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无限广阔的空间，这是罗马存在的基础。当文明体系中心区的古老共同体为微小理由耗尽资源时，年轻的罗马从容地壮大。当多国体系的游戏接近尾声时，她处在同时吸收文明资源和蛮族力量的最佳节点。她继承了英格兰的传统和普通法的遗产，“财产和自由”（这种自由的意义不同于“信仰与自由”的自由）保证了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地理中心位于美国。自从伦敦金融界雇佣苏格兰人和荷兰人入侵自己的祖国以来，“财产和自由”掷下的骰子没有一次落空。除了以色列和某些北欧国家，美国和全世界的技术鸿沟都在稳步扩大。在所有列强当中，她的国内统治成本最低。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她有最大份额的储备力量可以动员。
一如既往，宪法结构仍然是政策演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世界体系的边界条件，势必启动未来的演化。希腊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你将自己的幸运当成自己的能力，将能力当成自己的美德，将厄运解释为敌人的邪恶，否认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就会永远丧失命运的青睐。命运之神是诸神当中最残酷的，习惯用胜利诱惑盲目的凡人逾越不可逾越的界限，用凡人自己的手毁灭自己。拿破仑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大英帝国的天命工作，因为骄妄就是凡人的本性。然而，人类能够摆脱固有的骄妄吗？骄妄是此岸世界的执达吏，落实世界法庭的裁决，借助表面的不公，履行公义的应许。凡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从来无法打破包裹自我的幻象。
德国首先挑战大英帝国的世界秩序，结束了欧洲的春秋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军国主义和总体战的恐怖撒向全世界。《克劳备忘录》宣称：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作出答复：英国将用她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她自身，而且在于她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先发国家用他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他们的宪制；这是他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民初不足二十年的学徒期根本不算长，困难也不比别的学徒多。她迅速放弃了国会政治的道路，主要是因为远东体系的崩溃。梁启超在一战后访问欧洲，发现“西方文明破产论” 甚嚣尘上。马克斯·韦伯嘲笑说，将来或许只有边缘地带才会相信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五四以后，新生代文人似乎实现了韦伯的预言。国会政体根基未定，就失去了许多舆论领袖的同情。现实政治的气候更为不利。当欧洲导师似乎自身难保的时候，很难指望亚洲学徒持之以恒。
先秦儒家在文明季候的意义上，接近夏秋之交的启蒙时代，天然亲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给史后之儒冷藏了历史之儒的宝贵理解力。第一批访问欧美的公使不约而同地在美国发现了唐虞之世，在威斯敏斯特发现了三代之治，在法兰西发现了宋明朋党，在俄罗斯发现了商周之际。郭嵩焘直截了当地承认：秦政是三代之治的堕落，属于半开化人类。汤寿乾和王先谦代表了史后之人重新进入大春秋时代的机会窗口，第一次将两希文明的正典视为权威的来源。罗泽南和曾国藩遭遇经世致用的压力，就会重新解释三代上古的范例，重新挖掘顾亭林和王船山的遗书。汤寿潜和王先谦生逢历史重启的伟大机缘，就会发明《宪法古义》，或是翻译《英国国会史》和《日本宪法义解》。他们还没有沾染一战以后的新战国诡辩家气息，因而在引进正典的时候非常诚实。“老新党”的继承人在能力方面往往胜过前辈，在诚实方面却每况愈下，发明了混杂西方负典的私智，为虚荣和权欲出卖了未来。
两浙是晚期帝国的精华、士绅社会的样板，只有他们维持了十国到清末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延续性。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当中，他们的人口损失都不及半数，而且没有切断精英的传统。在最近一千年的东亚社会，这就是难觅其匹的重大成就。书面记录往往给后人留下相反的印象，因为大屠杀的记忆取决于文化精英在幸存者当中的比例。浙人留下的受害记录最多，恰好说明他们的社会所受破坏不大，知识精英在劫后仍然拥有左右历史记忆的能力。
朝廷发现无形态的叛乱比贵族、门阀、士绅的有形态反抗更加难以医治，暴力镇压通常只会加快社会沙漠化和组织癌变的速度，然而为时已晚。吏治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散沙化削弱社会的抵抗能力，从而降低垂直管理的难度。没有吏治国家就没有朝廷，因此朝廷只能付出应有的代价。流寇主义是吏治国家合乎逻辑的终点，在吏治国家的逻辑内无药可救。文明就是形态和组织的时间－空间孤岛，野蛮就是无形态的汪洋大海。文明产生于无形态的自生秩序，终于被内生的无形态吞噬，陷入比史前时代更残酷的二度野蛮状态。蛮族征服者如果在这时降临，那就是没落文明所能指望的最大幸运。因为征服以其定义，就是秩序的输入。蛮族是秩序的积累者，而文明是秩序的挥霍者。蛮族征服没落文明，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放弃了自发产生独立文明的机会，用自己的积累拯救没落文明。
贵族来自部落长老和武士，积累资源的无文时代远远长于人类已知的文明史，犹如参天大树的根须远比枝叶茂盛。只有在他们生长过的地方，才会存在产生文明的基础。门阀能够控制清议，士绅却是科举制造的产物。学阀积累资源，通过士族变成门阀，需要数百年时间，衰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寻租资格，只能造就几代人的富贵，然后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如果贵族是造就共同体的苍松翠柏，门阀是荫庇地方的灌木丛林，士绅就是一季一枯荣的野草。然而，即使野草也有保护土壤的功能。野草虽然取代了灌木，仍然不失为抵抗沙漠化的最后屏障。他们衰败的地方，沙甸就从枯萎的草根下露出狰狞的面目。靖康以降，大江南北就形成了草原和沙漠的尖刻对比。士绅统治的两浙在和平时期是儒雅风流之乡，在战争时期是自卫团体和复国主义的最后堡垒。华北的碎片化小农直接面对官府或盗贼，像婴儿一样任人宰割。他们在和平时期不知礼义、不重亲情，浸淫流民文化的残忍和狡黠，以致王船山（夫之）准备开除他们的华夏资格；在战争时期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京师陷落后立刻投降，毫无心理障碍地为敌前驱。
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标，收入通常并不依赖俸禄，随时可能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平民冒险家一旦失去官职，就会一无所有。家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婚姻都押在科举的赌博上面。教育和进京的开支对门阀而言并不重要，他们经常为朝廷和地方提供免费的服务，而这却往往要消耗平民冒险家几代人的积累。因此平民冒险家们通常处在根本输不起却又多半会输的状态。他们如果侥幸得手，拒绝补偿妻子和家族的牺牲就是罪大恶极，因此没有比拒绝腐败更不道德的举动了，这种行径几乎相当于军人临阵倒戈。
“法的精神”对全社会都会产生间接的规训作用。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培养了同样坚强的行业自治团体。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才会产生干将莫邪这样的传奇，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科举社会的精神是同侪互为敌国、世代形同陌路，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大凡高度依赖团队协作和传统熏陶的行业，无不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除了血缘家族，鲜有技艺的传承。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
陋宋之陋在于扁平社会缺乏稳定预期，盛衰沉浮取决于极其细微的因素。表面上看，社会似乎没有面临秦政的武断；实际上看，获得解放的社会散沙正在彼此实施无所不在的武断。表面上看，发迹变泰的门户已经洞开；实际上看，内向竞争的模式杜绝了阶级团体形成的可能。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
晚期儒家忘记了自己的教义和理想都是封建主义和多国体系的产物，天真地以为：道德教育和舆论约束足以保障世界帝国及其和平，又能避免暴政。然而，真正奉行儒术的世界统治者总是灭亡得更快，而非更慢。从王莽、司马氏到萧梁，“行仁义而亡国”的现实和“行仁政者得天下”的理想形成了尖刻的对照。精明冷酷的统治者汉武帝、汉宣帝、曹公、诸葛武侯看穿了统治的秘密，懂得名法之治（免疫抑制剂）才是无根政权的真正生命线，儒家的用途在于充当政权外围的文宣部门。他们的成功引起了侧面的后果，将免疫剥夺的人体变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蛮族阑入只有在世界帝国－晚期文明才能构成心腹大患，原因不在蛮族的强大而在帝国的虚弱。年轻的有机共同体与蛮族相遇时，后者总是前者的牺牲品。帝国既要抑制顺民，又要防范蛮族，自身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只能采取驯犬御狼的权宜之计。汉魏徙戎保塞，罗马赐地招兵。
蜀汉的灾难不仅在于荆襄士族的外来性质，而且在于诸葛亮的名法之治和黩武主义。他知道时间和资源对自己不利，必须在汉室的记忆消失以前北伐成功。为此，他必须在短时期内动员与其人口、资源不成比例的巨大兵力。巴蜀民穷财尽，在他看来属于次要问题。蜀汉灭亡时，名法之治竟然达到了两户供养一兵的地步。战国儒家绝不会接受这种可怕的比例，即使秦昭襄王和白起都会感到心满意足。曹公虽然同样厉行名法，但他的辖区人口较多，因此压力较小。蜀汉小国居然能够在区区几十年时间内，十几次动员十几万大军，长期对更强大的敌人保持进攻姿态，秘诀就在这里。相形之下，江东孙氏虽然人口更多，却很难动员超过五万人的军队，而且其中经常包括半数的山越人，充分体现了本土政权、土豪政权和殖民政权的性质。公孙述以奢侈和慷慨著称，大享太平天子之福。诸葛亮却抱怨公私困敝，唯赖蜀锦支持。原因显而易见。蜀锦专卖政策就是桑弘羊盐铁专卖的翻版，意味着对土著生产者施加超经济剥削。
华夏世界的天命选择了武帝，做秋收时节的最后一位摘果人。他的暴政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遭到同样可怕的反动，根本原因不在于晚年的忏悔，而在于谋杀死人总比谋杀活人容易。秦始皇给诸夏以致命一击，自己却在项王垂死的报复中同归于尽。汉初布衣君臣是一群谨小慎微的人，机会多而野心小，宁愿选择无所作为，听任尸体慢慢冷却。武帝却是那种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的革命家，廉价地赢得了谋杀尸体的荣誉。在那些根据战利品数量鉴定军事才能的史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伟大得多。在那些根据死者惨叫声大小给凶手定罪量刑的法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清白得多。
正因为如此，项王的命运并不属于他个人。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种情况比他的失败更重要。其一是元老院、小加图和庞培的失败，将世界送给了恺撒及其继承人。其二是幸而未曾发生的历史，英格兰和全欧洲在大德意志帝国面前屈膝。后人对东亚的厄运和顺民的悲情发出过无数的慨叹，最终都要追溯到这位英雄的末路。他为祖国的复兴和诸夏的自由，为齐桓晋文的盛世，已经尽到了全力。如果他的举措不够明智，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为明智。他所在文明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拒绝顺应没落的潮流就是倒行逆施。因此就“反动”一词的本义而言，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反动者，没有辱没孕育他的楚文化和华夏文化，正如丘吉尔不曾辱没英格兰，李将军不曾辱没弗吉尼亚。“末人”和“史后之人”不可能理解超越自身高度的巨人，才会造出盲人摸象式的滑稽记录。只有在新的文明达到同样或更高层次以后，才会产生足以理解他的观察者。
秦始皇非常清楚，关中良家子弟无力承担世界帝国的重负。他也清楚，散沙社会是吏治国家的天然需要。同时，他天才地预见到：理想社会需要解除良民的武装，从而造就顺民的稳定基础。贱民军队没有武德和社会性感情，因此帝国早晚会失去战斗力。拓殖蛮荒的时代将会随着帝国的巩固而结束，蛮夷入侵的时代随之而来。长城是未雨绸缪的庙算，帝国在自己战斗力最强的窗口期，以最有利的条件划定永久的边疆。不幸的是，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难避免的错误。他们越善于把握未来的趋势，就越容易高估发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毕其功于一役。“孤秦”设计的美丽新世界需要一千多年的时间，经过多次“进三步退两步”的波折，才能在“陋宋”手中实现。那时，顺民和良民已经变成同义词。他们久已遗忘武器、荣誉和自由的涵义，反而觉得仁政理应保证他们免除军事负担，名将的任务跟保姆没有区别。秦始皇没有耐心将他的计划留给二世和万世分解执行，结果大大超出了社会演化的允许范围，一手铸成了激烈反动不可避免的局势。
认知图景是整体性的，每一部分的修正都会牵动全局。“经”是建构认知图景的栋梁，也是攀登神秘世界的梯子。如果没有栋梁，砖瓦将无处安放。如果栋梁设计错误，优质的砖瓦不足以挽救建筑物的坍塌。如果没有梯子，你将永远囚禁在个人经验的狭窄牢房内。如果梯子不好，你能够触及的天花板就很低。诸文明在确定了自己的经学以后，也就大致确定了自己发展的限度。经学的梯子不能触及之处，认知的内在可能性就会穷尽。梯子之间并不平等，有些梯子能够将你送到更高的层次，正如爱因斯坦的梯子能够达到牛顿的梯子达不到的层次，同时并不妨碍你用他的梯子继续去牛顿的层次。只有极少数高级文明能够产生自己的经学，大多数人类只能引入他人的创造。文明本身就是经义展开其内在可能性的过程，只有在展开的早期（青春期）才会有永恒的幻觉。随着严冬临近，她会日益感受到自己的限度。这时，文明将会面临衰亡和再造的选择。再造文明首先需要更坚固的栋梁和更高大的梯子，我们所在的时空正面临着这种任务。这时，错误的历史认知会对文明再造的使命造成极大伤害。本书就是一次重建认知结构的尝试，借助源远流长的两希（希伯来和希腊）文明价值和日耳曼－撒克逊宪制体系，厘清远东诸文明盛衰成败的线索。
漂流瓶投入大海，不能确定接受者，但它有自己的受体识别信号，只会对有心人起作用。文体是识别信号的一部分，自身就构成排斥机制。“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就是哈里·波特那种意义上的离体魂器和道金斯那种意义上的meme(文化基因)。假如种子不死，无虑花果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