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反智主义的兴起与知识工作者的困境

基于2023年Brave推文整理提炼。

当今世界，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不再仅仅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象，而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文化与社会趋势。它表现在对知识工作者、科学研究和专业知识的轻视，甚至是敌意。放眼全球，其根源较为复杂，涵盖了历史遗存、技术变革、文化对立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

一、当代反智主义的兴起

在中文世界，反智主义的现象尤为显著，许多人认为知识分子、科研工作者甚至整个科技领域都没有产生实际价值。这种观点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直接或间接源于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在那场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打压与污名化运动中，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被彻底瓦解，知识与创造力被贬值。这种历史遗存至今仍在社会心理与文化中留下深刻烙印。

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美国，反智主义也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里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指出，这种思潮是对“精英”和“专家”的长期不信任的体现。在疫情期间，反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集中爆发，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的建议被视为“操控”或“阴谋”，而反智者的声音却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更大传播力。这种现象的爆发，显然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二、当代反智主义的多重动因

第一，信息过载与后真相时代。互联网的普及与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得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民主化，但也带来了信息过载的问题。在这个“后真相”时代，情绪化的内容与虚假信息往往比严谨的科学知识传播得更快。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使得许多专业知识被碎片化，甚至被误解。普通公众更倾向于相信符合自己认知偏见的内容，而不是复杂但真实的科学结论。

在这种环境下，反智主义成为一种对抗专家权威的工具。例如，“地球是平的”这样的极端反智论调，在社交媒体上能够迅速吸引大量关注者。这并非因为人们真的相信地球是平的，而是因为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不信任和对大众文化的认同感。

第二，精英与大众的分裂。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往往被视为“精英阶层”。许多人认为，知识与权力捆绑在一起，使得普通人被排除在知识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之外。这种“精英危机”直接导致了反智主义的崛起。例如，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知识工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复利效应”——即研究成果在时空中自我复制并积累价值，往往可以持续获得社会资源，进一步拉大与普通人的差距。这种分裂，强化了反智主义在大众中的认同感。

第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智主义的另一大根源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许多社会中，知识分子被视为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代表。例如，在宗教保守主义盛行的地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使得知识分子成为公众敌视的目标。在某些国家，知识分子和科研工作者则被贴上“被赎买”的标签，被认为社会贡献与收入不匹配，甚至被贬为“吠舍”阶层。这种社会认知，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

三、知识分子的特殊困境与社会误解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实际利用率的确相当低。但这种低效并非完全是学者的过错。它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民智水平都有复杂的关联。如果缺乏适合的外部环境，知识工作者即使有开创性的学术思想，也很可能只能在书斋里发声，难以真正影响社会。

科研的困境还包括过于强烈的资源分配关系。由于科研经费的充裕，使得学术界内部形成了复杂的“谱系”关系，资源分配往往取决于“远近亲疏”，而非研究本身的价值。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科研的公正性，也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与此同时，普通大众对科研的认知也存在严重偏差。许多人认为，科研人员的贡献与社会需求脱节，甚至“无用”。实际上，科研成果的价值往往需要时间积累才能显现，它们的作用是引领性的，而非立竿见影的。这种误解，进一步加剧了反智主义的蔓延。

关注怪胎的人只会看到怪胎。无论外界如何喧嚣，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仍是那些默默进行原创性研究的人。反观普通人，阅读经典著作和科学著作的比例极低。这种阅读习惯的缺乏不仅体现了社会对知识的轻视，也进一步加剧了知识阶层与大众之间的隔阂。

四、全球反智主义的危害与未来挑战

反智主义的全球蔓延，对社会的创新能力、公共政策制定以及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首先，它削弱了社会的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导致教育投资和科研资源的减少。

其次，反智主义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陷入僵局。例如，在许多全球性议题上，反智主义者的声音往往与科学共识对立，导致政策执行的低效与分裂。

更为严重的是，反智主义威胁了民主制度的基础。民主制度需要建立在知识与理性的基础之上，而反智主义的盛行可能使得情绪化和民粹化的政治决策占据上风，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极化。

五、如何应对全球反智主义

面对反智主义的挑战，社会需要从教育、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多方面入手。

首先，加强科学素养教育是关键，让公众具备基本的知识判断力和信息筛选能力。

其次，知识分子需要主动走向公众，通过简洁明了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避免学术界的封闭性。知识的公共性必须被重建，让知识不再被视为精英的特权，而是一种普惠的资源。

同时，政府与社会机构应优化信息传播环境，打击虚假信息的传播，并通过政策支持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需要更明确地体现，让公众看到知识如何改善生活、推动社会进步。

六、结语：重建知识的价值

反智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其背后交织着历史、文化、经济和技术的多重因素。尽管这一现象对社会进步构成了威胁，但也提醒我们必须反思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式。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都需要被重新定义。全民对知识的尊重，以及更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唯有通过教育、政策与文化的共同努力，才能在反智主义的浪潮中捍卫理性与知识的价值，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开放、包容与创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