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民族性：进退之间的中式生存哲学

这篇文章来自基地内部群聊交流。既是试图客观描述现状，也是种自我反省，更有助于理解中式投资者的潜意识。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它的影响深远且复杂。用“三分精华，七分糟粕”来概括并不为过。它不仅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更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对权威的顺从与妥协，试图通过压抑个体的自由精神来维持集体的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向来善于在儒家和法家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法家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严密的规则和强制性的制度来实现社会的秩序与统治。这两种文化基因，被深刻融入了中国人的性格、体制及社会逻辑，并倒逼个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哲学。

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精准地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节奏。在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似乎总存在一种对持续进步的抗拒。不断进步固然令人振奋，但也带来压力和不安。因此，进步三十年之后，不再积极追求进步的三十年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舒适区”。这种“退步”不是彻底的崩溃，而是一种低调的回调，一种让社会重新找到平衡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就是“不想成功”。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追求发展，而是对过于显眼的成功抱有本能的警惕。一直进步会让人不安，持续的高歌猛进也可能招致外部的嫉妒与内部分裂。

或许，当经历了不再积极追求进步的三十年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冷静地反思，重新找到前进的方向。如果说下一次的巨大进步将在2049年到来，这种时间表或许正是符合中国人内心“低调发展”的逻辑。

二、公共领域的缺失与民族性

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地，这一点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从古至今，所有的考虑几乎都是从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角度出发，如何趋利避害，如何找到最优解，如何在不在明面上直接挑战规则的前提下占到最大便宜。这种思维模式在国内的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而到了海外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民族性的形成与法家思想互为因果。尽管在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中，法家思想并未像儒家那样成为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它却隐秘地穿透了中国的制度设计、治理逻辑以及权力运作模式，成为中国体制的骨骼和神经。

法家思想是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它十分冷酷，不相信人性中有高尚的部分，而是将人性视为一种需要被控制的力量。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使得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总能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的强中心化体制、对权威的高度依赖、对秩序的极端重视，也都体现了法家思想的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法家思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基因，塑造了一种对权力的敬畏与对规则的实用主义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中国人对于“民主法治”缺乏足够的认同。因为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真正重要的始终是如何保护自己、规避风险，而非为集体规则的公平性付出代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任何试图改变体制的个人行动，几乎注定失败。甚至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除非遭遇了最为极端的生存危机，中国人是最不可能反叛成功的群体。

正是由于这种民族性，强中心化的管制型体制成为最适合中国人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治理逻辑强调的是模糊性与灵活性，而不是西方式的透明与理性。在这样的文化和民族性下，民主法治的完全实现，充满了重重阻力。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并不真正需要它，因为这种制度要求人们牺牲部分个人利益来换取公共利益，而这与中国人的偏好背道而驰。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人的民族性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三、雾里看花式的治理与信仰缺失

儒家与法家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极具韧性且充满弹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不懂其中门道的人来说，犹如雾里看花。在这种模式下，个体的自由被极大限制，社会的多样性被压缩，但国家的稳定性却得以增强。这种模式在应对危机时具有极高的效率，但在和平时期则容易导致社会的僵化与停滞。

尽管无论是儒家的教化，还是法家的规制，本质上都没有为个体自由与创造力的释放提供足够的空间，但经过长期的博弈，绝大多数个体也适应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有能力在这种严密的管控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钻空子，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权利。当然，这种自由或权利完全基于个体的聪明和力量。

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中，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并不受欢迎。那些有话直说的人，注定会被众人“拉黑”。相比之下，那些能够玩转模糊性、善于制造情绪安抚的“大神”，更容易赢得人心。这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偏好，也是一种社会逻辑的必然结果。

这种偏好体现在经济与投资领域，就是中国人对规则、原则、逻辑、常识的信任度较低，反而更愿意相信那些似是而非的“趋势大师”。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愚昧，而是因为他们深知中心化体制的威力，也认为投资市场也是由这些中心化玩家主导。

中式的思维方式始终是，缺乏任何一种坚定的信仰，人们唯一信仰的就是一切都容易变化：在不透明的环境中，规则本身可能被操纵，去中心化只是镜花水月，真正的生存智慧在于读懂模糊的信号。他们所深信不疑的，也只有这些模糊的信号，而非某种理念或价值。后者在他们眼中，是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用之物。

也可以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概括为一种“老中医式的思维方式”。类似于中医在现实生活中的疗效，如果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追求真理，结果就是“小病”耽误成“大病”，“大病”耽误成“双腿一蹬”。但是，投资是一种高度依赖理性的学问，不能依靠“老中医式的思维方式”。后者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证伪的玄学思维。

四、个体想要生存必须聪明且执中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个体要想生存并适应，就需要具备两项关键品质：足够聪明和足够执中。聪明，是指能够认清形势、顺势而为，懂得趋利避害；执中，则意味着不触碰社会的敏感点，保持中庸，明哲保身。

聪明的本质是对环境的洞察力。中国人向来擅长在复杂的局势中寻找最有利的立场，“鸡贼”一词虽然带有一定的贬义，却是对这种聪明的直观描述。执中则是对风险的规避，是一种不冒头、不挑战权威的自我保护策略。这种聪明与执中的结合，成为中国人面对外部压力与内部限制的生存法则。

在这样一种社会逻辑中，个体的自由并非建立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上，而是源自个人在体制内外的灵活选择。这种自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灵活性。中国人可以在规则的缝隙间找到自己的空间，甚至在高度集权的环境中依然保留一定的“鸡贼式自由”。

在投资领域也是如此，中国人并不崇拜巴菲特和芒格，他们对这种理性清晰的投资哲学骨子里是不信任的，更甚至是瞧不起的。中国人真正推崇的，是那种模糊而又朦胧的方式，安抚情绪，提供模糊的趋势，给人一种“自己能够掌控”的错觉。

五、匮乏心理与中式生存哲学

如果说儒家与法家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双重基石，那么“匮乏心理”则是深藏于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另一种文化底色。这种心理源于漫长的历史积累——不仅是物质资源的缺乏，更是安全感的长期缺失。匮乏心理塑造了中国人对生存的深刻危机意识，也深刻影响了个体与社会的行为逻辑。

中国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次动荡与苦难的古老文明。从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到王朝更替的循环，再到近代列强入侵和内忧外患，几千年的历史几乎从未让人们有真正的安全感。自然灾害、饥荒与战争的交替，使得人们对资源的充足性始终抱有怀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种匮乏感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贫乏，更是精神与心理上的不安。

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生存哲学被迫围绕着“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化自身利益”而展开。于是，趋利避害、未雨绸缪、积累资源，成为了中国人最本能的行为习惯。这种心理并非完全负面，它使中国人在危机面前展现出极高的韧性与适应能力，但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强化了短期主义与功利导向。

这种匮乏心理不仅体现在个体生存策略中，也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粮千斗，胜过读书万卷”的观念背后，是对资源稳定性与安全感的执念。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古训，恰恰是匮乏心理的直观写照。

这种匮乏心理，也与前述集体潜意识形成了共振，至今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对财富的执念。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更多是一种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手段。即便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人们依然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因为在心理深处，未来总是可能充满风险。

第二，对规则的灵活解读。在一个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规则更多被视为一种工具，而非一成不变的准则。人们倾向于在规则之内寻找漏洞，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行为在匮乏心理的驱使下，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合理化”。

第三，对高调的警惕。由于资源有限，成功者往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在中国文化中，出头的“椽子”往往最容易被“削”，因此“低调”成为一种生存智慧。人们不愿过于显山露水，是因为成功不仅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风险。

六、匮乏心理、不安感与民族性

匮乏心理、不安感与中国人的民族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强化的微妙关系。一方面，这种心理塑造了中国人的“聪明”与“执中”特质，使他们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灵活应对；另一方面，它也让人们对公共领域的信任度极低，更倾向于将资源的创造和分配视为一种零和博弈。

这种心理还体现在对权力与秩序的态度上。匮乏心理使得中国人对稳定性的需求远远高于对自由的渴望。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中，强有力的权威被视为保护资源分配公平性的唯一保障。因此，中国人对强中心化的体制抱有较高的认同感，尽管这种体制可能牺牲个体的自由与创造力。

匮乏心理在历史上帮助中国人在困境中生存下来，但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心理也带来了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短期主义的盛行。匮乏心理让人们更倾向于关注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期的目标。无论是个体的职业规划，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短期利益的优先级往往高于长远考虑。这种短视行为在全球化竞争中，可能削弱中国文化的竞争力。

第二，创新精神的缺乏。匮乏心理强调风险规避，而创新往往意味着冒险与试错。在一个资源有限且匮乏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遵循已有的成功路径，而非开辟新的领域。这种心理对科技、艺术等需要创造力的领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限制。

第三，对规则的消极认知。匮乏心理让人们倾向于将规则视为一种“可操作”的工具，而非社会合作的基础。这种态度可能在短期内带来个人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却削弱了社会整体的信任感与规则意识。

要真正超越匮乏心理和不安感，中国社会需要逐渐从“资源有限”的思维模式，转向“资源可以创造”的现代心态，超越“有限游戏”，拥抱“无限游戏”。这种转型并不容易，因为它不仅需要经济层面的发展，还需要文化与心理层面的深刻变革。

七、结语

从宏观角度来看，或许，未来的社会演变会在进退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中国人的聪明与执中，让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顽强生存；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则提供了一种低调而安全的发展节奏。在未来三十年，人们需要在儒家与法家之外，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平衡需要逐步摆脱匮乏心理的束缚，超越其对个体自由的过度限制，在规则与自由之间找到新的协调点，学会用创造性的方式去应对挑战，真正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可能缓慢且充满波折，但相较于激烈的动荡，却可能是一种适应民族性与文化逻辑的最优选择。

与之相对应，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一种在充满匮乏感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生存哲学，它既有聪明灵活的一面，也有保守内敛的一面。内儒外法、鸡贼思维、强中心化体制，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逻辑。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社会的进步充满了波折与反复，但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节奏与韧性。或许，真正的突破需要等待下一次历史的契机，而这一刻，可能还需要漫长的蓄力与等待。